民族性，从社会学意义而言，并非指狭义的种族或民族归属，更深意义上是指民族认同层面的文字、语言和历史等。毫无疑问，文化的民族性是国家文化存在的基础，更是国家统一的共同认知和必要条件。在我国的社会发展史和文学史上，有关“民族性”这一话题的研究一直为有识之士所重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梁启超就曾在1899年发出《中国魂安在乎》的民族性与民族精神的追问和呼声，郑重提出“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1]的文化民族性忧虑，近现代，面对我国民族危机之殇，众多民族文化精神引导者以“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1]的呼声数次引起学术界及民间爱国团体的激烈讨论，力使其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个性与共识。具体到武术文化，讨论武术文化的民族性坚守，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更是站在民族文化层面的民族文化性思考，尤其是在面对文化多元化格局时，引导武术文化理性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并坚守中国武术文化的民族性也成为新时代文化生态的发展样式。
武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受到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后曾经茫然于是否要为适应冲击而削足适履地发展，抑或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即致力于保留武术文化的技击特点和自成体系的项目本色，特别是在尝试过申奥的文化“被适应”后，武术文化的民族性受到冲击并有所弱化，于是，武术文化民族个性的坚守和再塑就成为时代命题，笔者认为，当下保持武术文化本质和发展走向的关键就在于在全球化视野中理性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特性，也即武术文化个性。众所周知，个性就是事物的特殊性。武术文化有别于西方的体育文化，而且，因于“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3]，所以，武术文化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其个性体现，成为有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特殊存在，有其本真与灵魂，而不应成为奥林匹克文化的附文化存在。
1文化征候：武术文化个性的消磨
当代武术文化发展中，武术文化个性的消磨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有着直接的关联性。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从“天朝上国”的优越性沦为“甲午战争”的受害国是中华民族宕跌起伏的历史客观存在，中国民众的民族文化觉醒意识也滥觞于此。当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无端倾轧时，从无所适从到摆脱侵略的本能自卫是民族情绪的应激反应，而这种民族的觉醒意识便是根于民族文化个性的消磨，是“主体对自身历史的自觉意识”[4]。武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身体文化的代表，也在此趋势下试图走上推陈出新的道路，力争实现保家卫国与奥林匹克运动文化的有机融合，但当代武术中的某些文化个性就在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黯然消磨，为了适应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章制度而向去竞技、重套路的表演式转型。
从师徒传承式走进学校，从传统套路到创编新武术等措施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保留了武术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但同时，武术的技击性被弱化或被他者文化元素替代，尤其是在申奥过程中表现出的为适应规则而改变武术文化的本质显然已经使武术缺失了某些原有的武术文化特征，成为现代竞技体育体系中一个普通的运动项目，武术文化个性的消磨也直接导致竞技武术在当代体育世界的尴尬境遇：尽管在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推广，并形成了相应的运动体系，但由于武术文化个性的缺失，与其它同类项目相比并未真正体现出武术文化的个性，所以被有的人称之为“中国式体操”，这一说法虽有过激之嫌，但却无情地指出了武术文化在当代发展中文化个性消磨的直接后果和事实。
2文化坚守：武术文化个性的理性再塑
2.1文化个性：武术文化的灵魂
文化在其发展中因于不同的社会共同体逐渐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体系，各文化体系所具有的思想内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体现为文化个性。中西方体育文化发展经历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大致相似，只是进入工业文明后才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武术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分支，理性再塑武术文化个性对于武术文化主动适应当代体育文化发展趋势显得异常重要。
溯源中华传统文化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滥觞于神农氏时期，经历夏商时期的“有命自天”思想后，逐渐向着“仁”与“理”的方向发展，诚信、德治、和谐等理念也贯穿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5]，在此过程中，武术也形成了具有庞大体系的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体现出武术文化浓郁的民族性，即中国武术文化个性。尤其是“西学东渐”后，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巨大差异，在认识论方面呈现出“直观体验”与“逻辑分析”的差异[6]，表现为中国武术及中国武术文化传承主要以师徒授技为主要存在形式，习练者在长期的习练过程中通过经验的积累与思考来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认知水准，而对武术文化中坚守民族性的“逻辑分析”还滞后于社会学或文化学领域的研究。由此，与西方体育所谓的科学化、程序化、数据化训练不同，“悟”就成为中国武术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个性。
2.2否定之否定：理性再塑武术文化个性的起点
哲学中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予以武术文化发展同样的哲学概括：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如此定义并非武术文化的终结，而是武术文化个性不断寻求理性再塑的起点。起初，武术是我国甚至世界冷兵器时代的产物，无论是因于中国历史朝代的递嬗，还是人民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生存和安全，武术文化常常隐于身体运动文化中，从起初的肉搏到刀、枪、剑的使用，其实都是冷兵器时代武术文化生命力的体现，即使是在战争年代，格斗和搏击等也是重要的战争对抗术，这样，加入武术器械后，武术文化从单纯的肉搏加入了制敌的器械元素，这就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改革与升维成果，也是武术文化划时代的蜕变。如今，武术失去了战争和搏斗的常态化使用场景，于是开始进行简化或健身化发展，这也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功能意识转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武术发展历程也可以看出武术文化随着社会变迁不断寻找适应点，1949年后，武术事业经历过“运动的普及化和经常化”“普及与提高相结合”阶段后，从1956年开始对武术竞赛活动进行探索，并制定了《武术竞赛规则》，建立了专业武术运动队，但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国际形势影响，武术文化趋于“击”与“舞”的争论，及至1966年，武术“惟技击论”的批判导致了武术的片面发展，使武术的技术属性倾向于“舞蹈化”，到1979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确立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开始准备筹划入奥，1986年，《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始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改革，并着手挖掘整理确定了129个拳种。这样，武术文化随着武术的发展从重技击向“舞”或“操”化发展，经历了“天人合一”的初民思想到“损有余，益不足”的侠文化，再到“止戈为武”“天下归仁”的文化追求，其间，武术各阶段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转型体现着武术文化个性。
中国武术发展史就是一个中国武术自我否定、自我重构、自我适应的过程，是在社会变革背景下自我否定之否定的调适过程。所以，武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这种重构与调适，显然遵循了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基本认知和规律，这也是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文化复兴的大局思维规律的，毕竟文化复兴的重要标志就是对文化个性的再塑，武术文化个性的再塑必是其中一脉系。
2.3大局思维：武术文化个性理性再塑的质量互变基点
“中国现在不再缺乏西方的各种观念，所缺乏的是自己的大局思维和整体理念。”[7]武术及所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具象化的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奥林匹克基本理论的指导，而是缺乏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认识武术文化未来走向的基本框架的构建路程；中国武术亟待解决的并不是走向世界的问题，而是走向世界后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量的积累达到质的突破，并以此为基点，循环经量，再求质的提升，所以，武术文化个性再塑必将在一种同质化的文化体系中思忖和寻求传统文化的个性化发展路径，这是追求质量转化的基础条件，需要从新时代、新思想、新发展观中启智于心，建立适应于民、适宜于国、顺应发展的新时代武术文化发展观，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使然。
在面对文化个性化和提倡文化发展个性化、内容多样性、品式丰富性，兼具时代性、前沿性的同时，武术文化的发展途径或合理的发展模式究竟如何，利弊如何，普世性如何等问题甚至应当结合武术文化的缘起、历史、脉络、文化社会属性、发展目的、武术文化坚守、具体发展路径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思考与布局，具体而言，厘清武术文化个性的同时，兼虑武术文化发展的具体模式、方向、路径、预期目标、实现效果等，便是武术文化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有效路径，也是实现社会发展对武术文化个性再塑的理论遵从与实践砌垒。
2.4保持民族性：理性再塑武术文化个性的文化范式
“上武得道，平天下；中武入喆，安身心；下武精技，防侵害。”[8]防卫、健身和平天下的功能诉求始终贯穿于武术文化的发展与精进过程，这便是中国武术最为明显的民族性。加之武术文化讲求“内止懦”与“外止暴”，秉持“非攻”的武术文化理念，不求竞技层级，但求彰显体育精神的文化追求；不在重利，而在重名，这种高维度的武术文化民族性成为武术特有的文化范式。
当下，经济活动、社会生产和劳动、就业方式等的快速流变使武术文化的独立性、主体性日益得到彰显，武术的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能动机制体现于武术文化身份的再确认，武术文化平等化、平民化、实用化的再塑理念使武德的教化作用浸润武术套路、散打、健身气功的文化指向。“或许正是由于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解构使得文化身份的意义更为突出”[9]，武术文化便是如此，在社会发展中不断与社会发展需求和民众接受程度相随，武术文化个性的再塑始终保持“武术文化具有的多样性、包容性、创新性、实践性、科技性、时代性等新特征”[10]，而这些都是武术文化发展规律使然。但是，“尽管真正普适的规律应该是简单明了的，但认识它、运用它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需要全面地考察整个人类的历史，才能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总结”[11]，于是，如何坚定武术文化民族性与武术文化再塑现代化发展，如何真正实现武术文化的个性化与世界文化相契合发展，如何体现武术文化的魅力与世界文明的适然，就成为武术文化范式的民族性依存与寻踪，也是“增强武术文化自信、传播武术文化精神、发挥武术文化共性，肩负起时代赋予武术文化的使命，提升中国武术软实力”[12]的适应性实践。
2.5文化自信：保持文化个性是武术文化的时代诉求与尊严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活动的结晶。”[13]重视和坚守武术文化的文化个性就成为武术人甚至国人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武术文化并未形成像西方奥林匹克运动那样大众的竞技文化体系，但武术文化所特有的民族性是文化自信的表现与诉求，更是文化自信的行为指向。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当传统武术文化的文化个性逐渐隐于竞技体育文化，便难再有以往鲜明的中华民族的武术文化特色，中华武术文化没有成为西方体育文化的附庸，即便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武术文化的文化空间日渐被挤压，许多项目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习练人群日渐萎缩，这从文化发展规律可见一斑，也从方面映证了武术文化自信与尊严。
当下，武术文化的民族性坚守应与对武术文化的保护统一起来，只有实现对武术的有效保护，进一步，武术文化的个性才不会消亡，否则，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武术文化也将受制于被挤压的文化空间，武术文化个性因缺失理性再塑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而变得模糊起来，长此以往，武术文化的文化个性成为过去，显然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必须明白文化个性不仅表现为表象化的外貌、肤色、衣着等，其更具文化个性的指征在于民族化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处事风格、民族性格、文化内涵及外延、民族行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世界三大文化代表之一，从农耕文化时期开始便显示出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与文化特性，这可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农耕与合作，而非掠夺式侵占和利用自然资源的民族性节操可见一斑；及至商业文化兴盛的秦汉时期，丝绸之路逐渐显现出了中华文明中经济与商业繁荣化背后的中华民族韧性和中华民族个性，此时的武术文化主要从摔跤、蹴鞠、马球、围棋、投壶等项目中体现出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重心南移后，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我国的商业文化也于此时得以较高水平的发展；明清时期，我国商业活动空前活跃，直到清朝时期，虽说还是自给自足的封建商品经济，但是我国的商业文化从未间断，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综上，无论是农耕文明时期，还是商业文明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在坚守其民族性，武术文化亦然，这种民族性的坚守是深受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影响的文化表现，从有记载以来的中华文明算起，武术文化一直坚守内敛与持续性发展，这种文化坚守在中华武术文化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是表达武术文化的要义与核心要素，武术文化作为身体文化表现形式，处处彰其核心价值，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尊严。如果武术文化没有其特有的文化内涵，那么，武术文化体系也将因此成为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将无法再称之为“武术”文化。由此，我们就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对武术文化最好的保护就是对其文化个性的坚守和再塑，这是文化自信使然，也是再塑武术文化个性的主场与释放，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文化个性的尊严使然。
3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14]浸润于文化发展的当下，身临文化全球化时代的种种，不得不正视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全球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我们必须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个性的理性再塑，从而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期进一步呈现文化的理性色彩。
武术文化在近代的发展就是一个文化个性逐渐消磨的过程，武术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个性消磨的消极影响，其文化个性“泯然众人矣”，直接导致民族文化受挫，并阻碍了武术文化的国际化进程。文化复兴作为历史赋予我们的时代重任，具体到武术文化层面就是要再塑武术文化个性、再塑武术文化的民族性格。在此进程中，我们首先要针对文化共性和文化个性的哲学辩证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同时，由于武术文化系统庞大，我们再塑武术文化个性时更要着重于文化战略层面的考量。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文化软实力建设进程中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进而实现文化复兴的时代命题。
参考文献
[2]蔡峰，张健，张建华.墨家思想对中国武术技击谋略及道德精神的影响与会通[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2,36(03):83~88.
[12]孙鸣浩.“一带一路”倡议下武术文化发展的内涵、功能及路径研究[J].武术研究，2023,8(09):35~37.